此次信息传播中失真的关键拐点在于，从“严控”倒向“严禁”，这两个词有着本质的区别。明确出示公安公函等几种方式可以查询信息，为合理查询敞开了一扇门，是为“严控”；“严禁”则全面封死。在房叔、房姐事件频出的背景下，网友们把“严禁”情绪性地解读为对某些利益群体的保护，是一种偏离理性的误读，同时也暴露出一种可以理解的社会集体焦虑。

在这种焦虑之下，绝大多数人对别人房产数量的关注远远高于个人隐私泄露的关注。如今，在“以人查房”受限的消息一公布，很多人又一头倒向指出“身正不怕影子斜”的气势反对，孰不知其实已经牺牲了自己的隐私权。

有观点还指出，《物权法》第十八条规定：“权利人、利害关系人可以申请查询、复制登记资料，登记机构应当提供。”因此提出如果说个人无权查询他人的房产信息，那么是否有权查询官员的房产信息？官员拥有多少套房与普通大众是否有利害关系呢？其认为这是个问题。然而笔者咨询了律师和业界人士得知，“权利人、利害关系人”往往是指亲属、买卖房屋中的交易人，并没有宽泛涉及到官员和大众之间的关系，也就是说这个问题本身就是个伪命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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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外“以人查房”也受控制

记者了解获悉，不动产登记是一项重要的物权制度，也是世界各国通行的方式。通过登记公示，既是对当事人权利的保障，也使第三人知晓物权变动情况，避免其遭受损害。各国一般都允许公开查询登记信息，不过，由于涉及个人隐私和商业机密，在公开范围上则有不同意见。各国房屋登记信息公开范围和口径虽有所不同，但一般都限于“以房查人”，“以人查房”受到严格控制。

伟业我爱我家市场研究院经理程浩业解释，事实上国外“以人查房”的事情也是存在的。比如，在征收房产税、遗产税的国家及城市，税务机关需要对每个人在本国或本城市的不动产情况了如指掌，以保障公民在同一税收制度之下人人平等；又例如，国外的住房保障体系会惠及所有符合要求的公民，而保障房的“准入”、“退出”都需要实时监控居民的收入与房产情况，因此，保障房体系与房屋管理系统、银行个人资金系统、个人信用体系都有密切联系。

但程浩业强调，国外“以人查房”的事情均在一个特殊封闭体系之中运转，任何个人或机构都不可以从中获取其他人的房屋信息。当然，除非个人或机构与该房产发生某种利益关系，例如A要购买B的房产，在签约完成之后、登记过户之前，A可以凭借交易合同，向房屋管理机构查询房产的权属情况及房产的他项权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