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政府可能提高环保的标准。具体而言，控制工业排放上，未来很可能采取降低燃煤比例、扩大脱硫脱硝范围、提高工业锅炉排放标准等措施;从治理空气污染的行业范围来看，按照2010年第一次全国污染源普查的结果，在二氧化硫、烟尘、氮氧化物、粉尘4种污染物的主要来源之中，至少有化工、有色、木材加工等三大行业分类未被纳入污染物治理方向。预计未来更加严格的大气污染治理政策可能考虑将治理范围进一步扩大到上述行业。在车辆尾气治理上，则可能尽快在全国范围内推广国四标准，并将国五标准推出的时间点提前。

其次，加大节能减排的核查力度。2012年，由于经济增速放缓、特别是重工业增速显著下降，年度3.5%的节能目标得以实现并略有超额完成。但由于目前经济增速回升，特别是新政府施政的开局之年，地方政府依靠大项目和高投资拉动GDP的热情可能再度高涨，目前已经出现节能工作普遍弱化的现象，2013年的污染治理和节能减排目标实现不容乐观。针对这一现象，今年政府可能启动第二次《节能法》修订程序，以尽快将一些适合国情的节能手段如能源审计制度、节能监察制度、合理控制能源消费总量纳入依法节能治污的轨道。在法律完善的基础上，环保部等中央部门可能加大对于各省和各大央企所签订的《减排目标责任书》的核查力度，以确保减排任务按期完成。北京等大城市也有可能将工业企业强制停产、车辆更严格限行等极度污染气候下的临时治污手段固定常态化。

再次，政府可能更加大力度地推动替代能源的推广应用。这方面，政府首先可以加大投入。按照《重点区域大气污染防治规划》，“十二五期间”重点项目投资大约3500亿元，每年的资金投入大约700亿元人民币。而美国每年用于大气污染治理的支出大约为200亿美元左右，在1980年代治理高峰期，每年支出250亿美元左右。与美国空气质量相比，我国还存在较大的差距，因此，我国大气污染治理支出有很大的提升空间。同时，随着政府提高环保标准，原先使用污染能源的企业成本将上升(外部性内部化)，而这将提高替代能源的市场竞争力。同时，随着替代能源的使用范围和市场份额的增加，规模效应和技术进步将带来其成本的下降。

环保有利于经济的可持续增长

未来政府提高环保标准、加大环保执行力度，将会对宏观经济带来什么样的影响?短期内，环保政策力度加大将对部分重污染行业不利，但同时也会推动环保投资增长。对于重污染企业的治理和环保标准的提高，势必造成部分重污染行业成本上升、增长放缓，甚至带来局部的就业压力。但是，环保标准的提高同时也要求企业增加对环保设备和技术的投资，因此投资可能在行业之间甚至行业内部呈现结构性的此消彼长，总投资增速未必会大幅放缓。电力和四大高耗能行业(钢铁、有色、建材和化工)占污染物气体排放总量的80%以上，是减排的主要力量。因此，可以预期，这些行业中的重污染和落后产能的投资势必下降，同时这些行业的环保投资势必增加。

从长期看，政府加大环保的政策力度有利于经济的可持续增长。根据世界银行(2007)的研究结果，我国的空气污染每年造成的经济损失，基于疾病成本12估算相当于国内生产总值的1.2%，基于支付意愿(willingness-to-pay)估算则高达3.8%。这还仅仅是基于几年前的污染状况对空气污染的直接经济危害所进行的静态估算。如果考虑到极端的空气污染导致的投资环境恶化以及社会不稳定，则空气污染对于经济的实际危害更大。如果听任目前的空气污染状况继续下去，则不仅将带来更大的健康和直接经济损失，也将带来投资和经济增长的放缓，甚至社会的不稳定。一言以蔽之，目前的空气质量，已无法持久地支撑经济的高速增长，而环保投入会带来更加长远的利益。

更重要的是，政府环保政策的调整可能为经济结构调整提供了具体的契机和路径。环保所带来的重污染行业成本增加，正是将污染的负外部性内部化，有利于提高替代能源和环保技术及相关产业的相对收益和市场竞争力。而随着新技术和替代能源的市场占有率扩大，规模效应将会导致这些产业的成本降低，从而创造出新的经济增长来源和就业机会。而这正是经济结构调整的机制，或许是结构调整的必由之路。因此，从稍长的时期来看，环保政策力度加大，不仅不会导致增长放缓，而且有利于经济的可持续增长，同时将促进经济结构的改善。

中国未来的发展面临挑战，一方面要满足快速增长的能源需求，另一方面要大幅改变能源的生产、传输和使用方式，替换大部分现有的低效、高污染体系和设施。这两方面在短期内相互矛盾，政策既要提供足够激励机制以保证能源供应的增长，又要提供足够激励机制以刺激清洁能源的生产和使用。短期内，政策可能还会延续现有的能源模式，既得利益者，包括投资者和运营商等，也将会极力抗拒现有利益格局的改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