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月18日，国家统计局公布数据显示，2012年我国经济增长速度为7.8%。随着中国经济体量的增大(2012年GDP已超过50万亿元)，如今GDP每增长一个百分点的分量与过去已大不相同。中国经济进入转型的“深水区”后，发展的内涵也出现了新变化。

当前，中国经济增长方式如何转变?美国的货币政策对中国施加压力的同时，又带来哪些启示?带着这些疑问，本报记者专访了中国社科院学部委员余永定。

记者：2012年以来，美国一系列的QE计划在减轻其债务压力的同时，也给中国施加了很大压力，美国量化宽松政策的真正目的是什么?这给中国带来了什么影响?

余永定：目前各发达经济体采取的措施都是量化宽松，由中央银行直接购买国债，这种做法在传统经济学上来说是财政赤字货币化，是很不合理的。

现在，美国通过印钞票的方法来弥补财政赤字，解决利息负担，如果美联储不买国债，国债的价格就上不去，收益率就会很高，利息负担就会很高，而由中央银行直接去买就会把收益压低，这导致了国债收益率变为负值。这样就牺牲了债权人的利益，中国是最大的牺牲者。

现在对中国来讲，问题就是美国的去杠杆化过程一定是对中国施加压力的过程，通过增加对中国的出口来提高对中国的贸易顺差，这样与美联储的货币政策目的是一致的。形象地说就是，我们借钱给了美国，钱可能回不来，那么我们需要对美国有贸易逆差，这样中国才能减少损失。但是美国对中国还采取了经济措施，中国很多商品不能拿到美国去卖，这样中国可以通过WTO的规定对美国要求实行贸易的自由化。如果美国对中国继续实行贸易顺差，这是非常不利于中国的。

记者：中国经常项目顺逆差就牵扯到资本流动的问题，一直以来，中国都在引入大量的直接资本，因此，大多数人认为中国是一个资本输入型国家，您是否认同这种观点?

余永定：这是我非常想强调的一个问题，也是需要大家改变的一种观念。现在中国存在严重的出口依赖症，掉入了美元陷阱，其实中国是一个资本输出国。

确实，每年中国都会引入大量的直接投资，但我们同时也输出了资本，看一个国家是资本输入国还是资本输出国，就要看这个国家是项目顺差还是项目逆差，项目顺差则意味着资本输出量大于输入量。而中国的经常项目顺差从20世纪90年代就已经开始了。

截至2012年2月，中国通过贸易顺差累积了4.7万亿美元的资产债权，通过引资积累了2.9万亿美元对外债务，那么，中国的净对外债权是1.8万亿美元，但是，因为美国债券的收益率极低，这使得中国在这种交易中的投资收益是负值，根据国际收支平衡表2011年的数据，投资收益是-270亿美元。的确，引进资本与输出资本的利率差别是非常大的。美国在华企业投资回报率是33%，世界银行对跨国公司做了一个调查，也是在2008年，平均回报率是22%，就是说在中国有投资的机会和取得高回报的机会，但是我们的大量资金却用于购买美国国库券了，且回报率很低，原来是3%、2%，现在是1%，我们以高成本代价引入资本，又以极低的收益率进行海外投资。在这样一个过程中，事实上，中国是在向外输出资本。

记者：依赖出口还是进口，这是中国经济增长方式的选择问题。1月18日，国家统计局发布数据显示，2012年，中国GDP增速为7.8%，相比较之前很多8%以上的预测，的确实现了“稳增长”，您如何看待这种增长?未来中国经济增长方式应该如何转变?

余永定：上面谈到的问题就是要说明，中国的确亟需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否则GDP的增长没有意义。7.8%的GDP增速在全世界来看已经不低，但是我们并不是在真正地累积财富。

中国这些年盖了很多楼，北京确实是看起来很像样子，但是连续多天的雾霾现象，我在全世界任何一个国家都没有见过。房子所带来的价值是不是应该由雾霾带来的附加值抵消?

相比较发达国家的财富，我们的房子等固定资产的资本折旧率是非常高的，所以，必须要改变经济增长方式，从追求GDP的增长改变为真正的财富积累。

尽管目前来说，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还面临很大困难，但是我们必须要从观念上首先发生改变。从当前中国发展的形势及世界局势来看，我们必须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否则，我们只有GDP，没有财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