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熟人社会”被打破
指挥部的广播又响了，这一次签订协议的村民数量又有上升。
郑海平明显感到主拆派的人无处不在，不仅是指挥部的人，还包括一些村民，“指挥部提供金钱奖励，对普通村民不断渗透，承诺如果动员扒掉一个房，再奖励5000元。”
这一说法无法从指挥部核实。不过，《每日经济新闻》记者对多个拆迁村采访时，不少拆迁户均提到“扒房有提成”一说。北街村村民张永全说：“我们家的房子没有签协议，很多村民都找上门来，说如果签协议了那就算我名下。他们经常来给我做工作，三天两头找上门。”
在庙街村的几天，“扒房”也成了村民聊天中出现频率最高的词。此时已是农历腊月，按当地风俗习惯不搬家，但是，指挥部雇佣来的村民在庙街四处活动，说服渐渐熟悉的村民。
“你看那些就是指挥部的，他们和普通村民是一样。”郑海平对记者使了使眼色，指着两个从路边走过的人说。他说：“这些人也经常找我，有时一天来两次，谈天的内容就说拆迁是大势所趋，服务大局。”郑海平日益感受到村民间的情绪，“一些熟悉的村民突然开始做起了你的工作，要你签协议。”
庙街村分为郑、张、陈、杨、赵、原、苗等几大姓氏，每个姓氏最初都源于同一个家族，所以同姓的人往往以“家人”相称，构成了农村熟人社会分子之一。扒房让这个熟人社会产生了“裂变”。村民赵海程说：“原来邻里关系都很和睦，现在拆了房的和没拆房的，看到了都不说话。”
“裂变”不仅出现在一个村，一个家族内部也出现裂痕。以赵家为例，共有40多户“家人”，其中10多户已经拆了。赵海程哥哥的房子也拆了，“最近还几次来做我的工作，要我扒房。”
赵海程说，由于家族里德高望重的长者已经90岁，小辈们只能自顾不暇，在拆还是不拆的问题上，他没有话语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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