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经红极一时的《蜗居》，道出了千千万万无房户的心声。如今，虽然各地已陆续出台了商品房“限价令”，但房价之高依然让很多人“望房兴叹”。如今，不少人都热衷考公务员，不是因为工资有多高，而是其附加值令人艳羡，到了一定级别，可以解决房子问题。可是在古代，很多官员们是享受不到这种福利的。

唐宋时期，房价也并不低，而官员的俸禄却极为有限。白居易27岁就高中进士，可他在京城长安任职20年都居无定所。于是，他无奈地吟诗叹道：“游宦京都二十春，贫中无处可安身。长羡蜗牛犹有舍，不如硕鼠解藏身。且求容立锥头地，免似漂流木偶人。但道吾庐心便足，敢辞湫隘与嚣尘。”

位居“唐宋八大家”之首的韩愈，名气比白居易还大，官职也更高，他在长安为官30余年，官居京兆尹，相当于首都市长，还兼任吏部侍郎，相当于中央组织部副部长。然而，就是这样的省部级高官，在晚年才买了一处小户型住宅，但他却很知足：“始我来京师，止携一卷书。辛勤三十载，已有此屋庐。此屋岂为华，为我自有余。”

“诗圣”也买不起房。安史之乱后，潦倒的杜甫在亲友们的帮助下，盖起了一座简陋的茅屋，终于有了一个栖身之所。可不料一场大风不期而至，紧接着，连阴雨也悄然到来，狂风卷走了他屋顶上的几层茅草，屋顶不断地漏雨。杜甫长夜难眠，感慨万千，他挥毫写了著名的《茅屋为秋风所破歌》：“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后来不得已只能住到一条破船上了此残生，过着“亲朋无一字，老病有孤舟”的生活，他发出了无房者的强烈呐喊，这种炽热的情感千百年来一直激荡着我们的心灵。

宋代的住房问题也没好到哪里去，宋仁宗一朝的宰相杜衍，一生两袖清风，没钱买房，一直住在朝廷提供的房子里，退休后直到去世都只能借居在政府提供的“廉租房”里。苏轼做了多年的正部级高官，按说应该“不差钱”，可他在京城却没有自己的住房，更甭说花园式的洋房豪宅了。苏轼的儿子结婚时，做父亲的都没钱为儿子购置新房，最后只得借一位好友的房子才把喜事办了。

苏轼的恩师欧阳修，是北宋初期的文坛领袖，他在朝廷为官更久，历任翰林学士、枢密副使、参知政事等要职，竟然也一直租房住，他曾向友人写信诉苦：“嗟我来京师，庇身无弊庐。闲坊僦古屋，卑陋杂里闾。”他长年蜗居在一条小胡同里，是当时典型的“租房族”。

南宋灭亡后，一批蒙古人被派往江南做官，他们对老百姓的房子强买强占，激起民愤，各地纷纷起兵抗元。为抚慰百姓、化解民怨，元世祖忽必烈出台了针对官员的房产“禁购令”：严禁蒙古官员在江南购置房产。

到了明代，朱元璋反腐肃贪的力度空前加大，“禁购”的对象也覆盖到全国各地的官员，“凡有司官吏，不得于任处置买田宅。违者笞五十，解任，田宅入官”。即官员不能在自己的工作地买房，如让朝廷得知，立马抓起来打五十大板，继而开除公职，最后还要将房子充公。

清代的乾隆帝出台了更为严厉的“禁购”措施，凡八旗子弟去外地做官，胆敢在任职地买房的，其所买房产由朝廷强制拍卖，拍卖所得归政府所有。当地其他官员有主动向朝廷举报的义务，若知情不报，一经查实，立即跟着买房的官员一并受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