聂晨至今还记得，2007年刚到英国与导师见面的场景。面对聂晨希望借鉴英国经验，破解住房保障难题的想法，英国社会科学院院士雷·福里斯特(Ray Forrest)很是惊讶。

“为什么来英国学习住房保障问题？这里是一团糟。”导师笑着回复他。

事实证明，导师的话，并不全是玩笑。在一定程度上青年住房问题几乎成为所有大城市发展的通病。

毕业4年，95后青年王凛(化名)已经换了4次房了，每次换房都像开盲盒，不知道接下来会遇到什么样的室友，什么样的房屋环境。

她向笔者讲述了一次失败的租房经验。当时刚工作，租房没经验，通过长租公寓平台租住在一个回迁房小区，房子是两居室改造成的三居室，她租住在其中一个10平方米左右的小卧室。

小区不仅离公司远，附近还没公交车站，每天都要转两趟公交车，花费1小时左右时间。“更受不了的是邻居，一家三口还经常吵架。那段时间，紊乱的情绪导致每天都睡不好，整个人非常疲惫。”后来，王凛被迫搬离了住处，生活才回归正常。

在聂晨的调研中，有超过20%的租赁青年，至少亲身经历过一项不规范租赁经历，包含假房源、合同不规范、到期不退押金、二房东、黑中介等。

和王凛相似，李军(化名)在租房过程中也经历过“坎坷”。他2019年来到北京，如今在一家互联网企业供职。在一次刚入住出租房后，发现房屋门锁有问题，同时室内网速也很慢。于是，找到房屋中介，希望他们能够帮助解决。“租房合同上也写明了中介承担维修服务，而且我们还专门交了服务费。”李军解释说。

面对李军提出的正常需求，房屋中介却推三阻四，以门锁、网速没问题为由，搪塞他和室友。

“中介觉得我们是没事找事，说话也不好听，眼见那种形势，最后只能不了了之，从那以后，有问题我就自己解决，尽量不找中介。”李军说。

在他看来，租房最大的问题就是稳定性，“想找一个合适且能长租的不容易。”王凛说，能否找到合适的人和安全的租房方式有的时候比租金还重要。

“我现在租的房子已经是打破了我之前的预算，但是发现交通时间和费用完全能抵消两处房租价格差异。”她说，“租金贵不贵，需要取舍。选择了很好的舍友和极其短的上班时间，让我有更多精力干别的事情。”

那么，租房如此困难，我们国内会不会出现如西方那样的“租房一代”(Rent Generation)现象呢？

据聂晨介绍，“租房一代”是指，有近三分之一的“千禧一代”青年群体因难以实现住房自有，而将长期甚至终生租房的社会现象。

通过调研，聂晨发现，5年内，在北京保持租赁现状的比例最高，达到了32.04%。同时，在京购买商品房的青年群体比例排第二，占比23.94%；寻求在京依靠公共部门的支持申购产权性保障住房，如共有产权之类的，青年群体的比例排名第三，占比17.61%。

“也就是说，共有41.55%的青年群体计划5年之内在京告别租赁居住，寻求实现住房自有。”聂晨总结说。

面对这个问题，李军认为，5年之内，不管是留在北京还是去其他城市，买房都会纳入到考虑范围之内。“目前，国内很少有可以租住很多年的房子，政策环境与社会环境都不满足靠终身租房的条件。”他说。

王凛打算5年之内继续租房。“我不打算买房也不会一辈子留在北京，等30岁左右就找个舒服点的城市生活。我也可以接受终身租房。”她说。

聂晨关注青年租赁群体的长期住房情况后发现，超过60%的青年群体(62.32%)都不接受终身租房，而37.68%的青年租赁住房群体表示可以接受终身租房。通过进一步研究发现，居住在公共租赁住房中的青年群体更能够接受终身租房。

他分析，青年群体能够接受终身租房主要是受到住房市场和就业市场的双重影响。

目前，一线城市长期保持高位运行的房价，已经让部分青年群体形成了缺乏父母经济支持，难以筹齐购房首付的观念。同时，近年来就业市场的波动，也让部分青年群体对未来收入预期持有不确定性，进而不敢或者不愿意依靠长期贷款进行购房。

而之所以大部分青年不愿意成为“租房一代”，主要是受到住房观念的影响。“当下不少青年将为租房支付租金视为消费，而将为购置自有住房还贷视为资产建设。”聂晨说，在心理上，大多数青年群体认为自有住房能够带来归属感，而租赁住房只是过渡。

聂晨提醒说，根据西方发达社会的经验显示，随着自有和租赁两大住房体系的双轨运行，在社会层面很有可能会出现，租赁住房社会认同低的偏见现象。

在他看来，在大城市高房价下，缺乏积极有效的政策干预，完全放任租房市场自由运行，就有可能出现类似西方的“租房一代”。

他认为，之前在房价上涨过程中，青年群体主要依靠家庭代际的经济支持来应对房价，陆续实现了住房自有。如果大城市的房价继续高位运行，缺乏家庭经济支持的背景下，大量青年群体只能进入租房市场，进而增加租房需求，导致市场化租金上涨，结果会让青年群体不仅面临买不起房的问题，还会加重租金负担，甚至难以进行自身的资产建设，陷入恶性循环。到那时，大城市就有可能出现终身租房的青年群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