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障性租赁住房成为解决大城市新市民、青年人住房问题的关键。今年北京政府工作报告明确提出，筹集建设保障性租赁住房15万套，规模大幅提升。如何完成目标？数量之外的品质如何提升？如何解决多子女家庭的住房问题？

1月7日，北京市人大代表、北京大学房地产法研究中心主任楼建波，北京市人大代表、北京大学社会学系教授陆杰华做客新京报、千龙网两会访谈间。两位代表认为，保障性租赁住房不仅要帮助青年人解决住房问题，还要住得好，提升居住品质，诸如户型面积、室内结构是否合理，周边的教育医疗等配套能否跟得上，能否满足职住平衡等等。此外，对于如何解决多子女家庭的住房问题，除了公租房政策倾斜外，还可以在商品房方面给予购房优惠、首付和利率等方面的支持。

北京市人大代表、北京大学房地产法研究中心主任楼建波（右1）；北京市人大代表、北京大学社会学系教授陆杰华（右2）。新京报记者 王子诚 摄

促进职住平衡，关注房屋品质、通勤等问题

住房问题关系民生福祉。大城市住房问题尤为突出，2020年底以来，决策层频频发文要解决大城市新市民、青年人的住房问题，而保障性租赁住房被摆到重要位置。

2021年7月份，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加快发展保障性租赁住房的意见》，明确指出新市民、青年人等群体住房困难问题仍然比较突出，需加快完善以公租房、保障性租赁住房和共有产权住房为主体的住房保障体系。

落地到北京，多条政策、多种渠道推动保障性租赁住房的加速建设。2022年，北京政府工作报告指出，要筹集建设保障性租赁住房15万套，规模大幅提升。

保障性租赁住房对于解决大城市新市民、青年人住房问题的重要性已经不言而喻。在陆杰华看来，保障性租赁住房解决的是民生问题，随着城市的发展，出现越来越多的流动人口，这其中有很多是年轻人，虽然他们不是北京户籍，但是为北京的社会经济发展做出了很大贡献，他们的住房保障是一个很重要、很基础性、很敏感的社会问题。与此同时，北京的发展需要人才，需要更多的青年人才，提供政策性的租赁房不仅让他们有回旋的余地和生活的保障，还能够有尊严、有品质地生活。

如何实现15万套保障性租赁住房的供应目标？在业内人士看来，过去一年，北京通过在商品房地块配建保障性租赁住房和集体土地建租赁住房方面加速推进。今年，可以在非居住建筑改建租赁房方面发力。

除了数量外，两位代表更关心保障性租赁住房的品质，“北京有很多高新技术企业和产业园区，保障性租赁住房在选址时，职住平衡方面是否能够更多地考虑这些在科技园区工作的青年人才对于住房的需求。再如户型设计，这些人里可能有单身的、刚成家的或者是有孩子的，可以针对不同承租人做不同的户型设计。”楼建波说。

事实上，对于租赁住房的选址问题，在去年北京两会上，楼建波就曾建议，相关部门要对北京市内集体土地租赁住房项目到公交、地铁站点的接驳交通进行集中规划，切实解决集租房的通勤痛点；或可向租客发放交通补贴，吸引租赁群体入住集租房。

陆杰华同样认为，保障性租赁住房要解决的不仅是居住问题，还有住房品质，便捷的交通、完善的教育医疗配套以及其他基础设施等，这都影响租赁住房的品质，“不仅要解决住房保障的民生问题，还要让他们在北京过上真正有品质的生活，才能真正留住人才，愿意为北京继续贡献。”

建议给予多子女家庭购房优惠、贷款等支持

除了保障性租赁住房，今年北京政府工作报告还提出，要研究适应多子女家庭的公租房政策，调整建设标准和配租办法。

研究多子女家庭的公租房政策，不免与当下鼓励“三孩”政策联系起来。此前，北京朝阳区就曾发布《2021年朝阳区面向“未成年子女数量较多”轮候家庭组织选房的公告》，其中显示，对取得公租房备案资格且未成年子女数量较多的家庭，直接组织选房。北京被认为是全国首个在公租房分配中鼓励生育、落实国家“三孩”政策的城市。

因此，从大的层面来说，研究多子女家庭的公租房政策，能够有效减少多子女家庭的住房支出，降低生活负担。在“三孩”政策背景下，未来更多保障多孩家庭的住房政策或许将会出台。

不过，在陆杰华看来，公租房定位是低收入人群，而未来多子女家庭一定会考虑品质和各种成本，从客群定位上来说，并不是非常匹配。此外，北京公租房套型面积最高限制了60平方米，在面积上并不太符合多子女家庭的需求，“不能按照传统的标准，但是可以做一些改良，包括增加面积。”

“不仅是公租房户型配比上，包括普通商品房、政策性的共有产权房，也都要改良。”楼建波说。

陆杰华进一步指出，如果为了育龄人群能够响应“三孩”政策，在住房上可以有更多拓展的空间。除了公租房政策倾斜外，在商品房方面，在购房优惠、贷款、户型、配套等方面都可以提供更多便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