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省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显示，成都市常住人口突破2000万大关，成为我国第四个人口超2000万的超大城市。

迈入“2000万人口俱乐部”，对一座城市来说意味着什么？未来人口红利在哪里？如何把握“2000万”机遇？

制图 李开红

近日，成都商报-红星新闻采访了西南财经大学中国西部经济研究中心人口研究所研究员张俊良，在他看来，从人口的结构、教育、分布等新变化，更能精准为一座城市的综合实力与发展潜能进行画像。

一问

“孔雀”还东南飞吗？

人口在哪聚集取决于经济效应

梳理全国城市的七普数据，深圳和广州是过去10年人口增长最多的城市，成都居全国第三位，相比2010年，全市常住人口增加 5818917人，增长38.49%，年平均增长3.31%。紧随其后的是西安和郑州，也正在加速吸引人口集聚，这是否意味着人口流动格局已经从过去“孔雀东南飞”向中西部转移？

事实上，人口高度集中在经济发展条件较好的地区，是世界各国经济发展的普遍规律。在张俊良看来，这样的人口流动结果是在预料之内的，“沿海和内陆，只是地域概念的不同，要吸引更多人口聚集，更多取决于这个城市的经济效应，比如能否提供更多、更优质的就业岗位、公共服务等等。”

张俊良表示，就成都而言，这10年间，无论是数量规模的增长、人口质量的提升，还是性别结构、地域结构的优化都有可喜的一面。

人口增量居全国第三，背后的竞争力在哪里？在张俊良看来，成都的常住人口规模增长，不仅仅是厚重的历史文化竞争力，更有强劲的现实竞争力，比如产业结构的竞争力。“近年来成都产业结构不断优化升级，以产业生态圈构筑城市比较优势，对劳动力的吸引力不断提高。”张俊良认为，人们用脚投票，优质公共服务也是很重要的竞争力，在10年间，成都公共基础设施不断优化，教育、医疗等优质公共服务对人口的吸引力不断增强，正在实施的“幸福美好生活十大工程”也将进一步释放竞争优势，“更不要说，成都公园城市建设不断改善的生态环境，松弛有度的生活方式，对不同年龄、不同生活追求的人群都具有强大的吸引力。”

二问

人口红利还在吗？

劳动力供给：数量下降、质量提升

数据显示，与2010年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相比，成都15-59岁人口的比重下降4.86个百分点。那么成都人口红利还在吗？

张俊良表示，当劳动力数量充足不再能为经济增长提供有利性时，更重要的是劳动力的质量、素质不断的提高，比如包括劳动者的身体素质和科学文化素质，对经济社会发展的影响会替代、甚至超越数量红利的作用。

从成都的数据来看，全市常住人口中，0-14岁人口为2780827人，占 13.28%；15-59岁人口为14392861人，占68.74%。“从这些指标可以看出，成都的劳动年龄人口数量虽然呈减少趋势，但其规模仍然十分庞大，这意味着人口数量红利并没有消失，相反空间和潜力还很大。”

张俊良分析，从人口质量红利的重要指标——受教育程度人口看，成都全市常住人口中，拥有大学(指大专及以上)文化程度的人口有5356287人，与10年前相比，每10万人中拥有大学文化程度的由15710人增加到 25582人，15岁及以上人口的平均受教育年限由 9.79 年提高至 10.85 年 ，“在人口增长率下降的情况下，受教育群体在增长，平均受教育年限在提高，劳动力供给表现出‘数量下降、质量提升’的特征，这就是人口质量红利。”

成都该如何进一步挖掘人口红利？张俊良认为，未来高素质人口对于经济发展的贡献还将进一步增强，增强质量红利对数量红利的替代效应，改善未来劳动力质量水平和结构是重中之重。 需要调整人才培养的梯次，即调整普通高校和高等职业学校、普通高中和职业中学等的学生比重，比如经济社会的发展不需要那么大规模的管理者或金融类等过剩毕业生。同时，要优化人才培养结构，紧密结合城市产业发展，才能充分挖掘现有劳动力资源的效用，兑现人口红利。

三问

城镇化“下半场”怎么做？

人口空间布局要进一步优化

张俊良关注的另一组数据，是成都全市常住人口中，居住在城镇的人口占78.77%，与10年前相比，城镇人口比重上升15.26 个百分点 。

城镇化水平达到78.77%，意味着什么？在张俊良看来，相比全国而言，成都的城镇化已经处于较高水平，从数量上看未来很难有更快的增加，未来对城镇化的发展质量将会提出更高要求。

那么，新型城镇化的“下半场”该如何推进？张俊良认为，今后的城镇化要从提高速度转向提升质量，就需要破除传统的城镇发展观，转变为以人为本的城镇化，根据不同人口规模的不同要求，并以满足各个人群的需求为导向，发展城镇化。

张俊良举例说，在10年间，成都人户分离人口增长124.85%；市辖区内人户分离人口增长284.09%，流动人口增长102.41%，“常住人口中流动人口比重较大，人户分离现象普遍，流动人口增长较快，这意味着户籍人口的城镇化任务较难。”在张俊良看来，医疗、教育等部分公共服务供给仍然与户籍绑定在一起，这与人户分离的快速增长趋势相悖，按常住人口配置公共服务，还需要加强和深化部分领域改革，增加对教育、医疗、住房等方面投入，更好地满足流动人口的全方位需求。

张俊良认为，未来人口流动会根据城市产业布局、公共服务供给来进行内部流动。比如，以现代农业为主的区域可能人口流入的数量规模会逐渐缩减，流入人口更注重质量，而劳动密集型产业为主的区域，则会吸引更多的劳动力人口流入。

张俊良表示，未来人口流向很可能会根据产业优化布局进行人口空间调整，比如天府新区、东部新区等产业聚集区的吸引力将会进一步加强，但不会出现城市“内卷”现象。“成都要进一步优化人口空间布局，促进人口、产业、居住和公共服务配置的协调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