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区治理,让更多力量参与进来

来源:河北日报 2021-03-11 15:49:38

政府工作报告提出,健全城乡社区治理和服务体系,推进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试点。

社区是社会治理的基本单元,社区治理关系群众切身利益、社会和谐稳定,是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抓手,构建新型基层社会治理体系需要各方联动、持续创新。

对此,我省参加今年全国两会的代表委员们认为,社区治理要从调动多方人员积极性、以信息科技为依托、社区管理体制改革三方面入手。

调动各方人员积极性

“十四五”提出,要发挥群团组织和社会组织在社会治理中的作用,畅通和规范市场主体、新社会阶层、社会工作者和志愿者等参与社会治理的途径。

全国人大代表、灵寿县南营乡车谷砣村党支部书记、车谷砣沟域联合党总支书记陈春芳对这个话题,有一肚子话要说:“调动各方力量参与社区治理太重要了!疫情期间,做好疫情防控工作,我们就总结了不少经验。”

陈春芳代表介绍,防疫过程中,车谷砣村实行村干部包片、党员包户,但仅靠这些人手还是不够。他们组织志愿者,成立了宣传、供应、医疗几个小组,村民不能断药的,志愿者24小时跑腿买,村民孩子回不了家的,村委会出面安抚或联系解决……

“社区治理的关键是把服务做到位,为社区居民解决问题。”陈春芳代表说,社区治理过程中,调动各方人员积极性,一方面是调动社区管理人员的积极性,一方面是调动被管理人员的积极性,二者都需要以适时的服务为依托。

陈春芳代表建议,做好社区管理,要以社区居民的需求为出发点,不应为了管而管,要秉持共建共治共享理念,依法有序引导群众参与社区治理。

有代表委员提出,不妨把疫情下的社区管理当作是社区治理的一场大考。个别社区确实出现了疫情初期手忙脚乱、人员不足等问题,这也凸显出我国在社区治理上人才的短缺。在应对重大突发事件时,社区人员不足的问题越发凸显。

全国政协委员,民建河北省委副主委、河北经贸大学副校长武义青提出,社会发展快,管理任务重,基层治理任务对社区工作者综合素质、专业能力的要求越来越高。另一方面,社区工作者的薪酬待遇、职业发展、晋升空间等仍然受限。

“上海等地引入高学历人才进社区参与服务,并不是网上说的大材小用。社区治理工作是一项系统科学的管理工作,其中大有所为,让合适的人才到社区发光发热,需要政策引导和薪酬保障。”武义青委员说。

他建议,应着力破解社区工作人员无编制保障、薪资水平相对偏低、工作任务重、缺乏归属感等问题,制定社区专职、兼职工作者待遇标准,对取得相应职业资格的社区专职工作者给予政策和待遇倾斜;完善考评晋升机制,在公务员、事业单位招考中保留一定比例优先招录符合条件的社区工作者。努力建立资质、能力、待遇相统一的人才保障机制,鼓励、激励更多专业人才在社区基层岗位发挥作用,服务社会建设大局,全面提升社会治理能力,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有力支撑。

信息化支撑是保障

从单位宿舍到商品房,人们生活品质大幅提升的同时,也对社区治理提出了新的挑战。对于动辄上万人的社区,完全不同于农村、单位的熟人社会,当下的超级社区如何治理?

“动态化掌握社区居民底数,将是今后社区治理信息化的重要一环。”武义青委员说,社区治理信息化是城镇化发展的必然要求。

他建议,社区治理要与时俱进,善于利用、借助高科技技术和设备,打造智能化服务平台,合理采集、妥善应用大数据,提高社区治理效率,同时增强政府决策部署的科学性、风险防控的精准性。

全国人大代表、唐山市民政事业中心主任、唐山市截瘫疗养院院长杨震生也表达了类似的思考。他认为,社区是直面老百姓的最基层工作单元,只有底数清、情况明,才能充分掌握社区的整体情况,维护辖区社会稳定,提高居民幸福指数。

同时,他表示,社区是由物业公司、派出所、居委会、物委会、居民等共同构成的一个大家庭,生活在其中的居民有户籍、教育、医疗等各种需求,越是对接部门多,越容易出现无头绪,要借助信息化平台,增强社区政务供给能力。

对此,杨震生代表建议,“加强社区政务信息化,还要提高社区服务的便捷性,打造网络平台预约服务,确保政府各职能部门工作下沉至基层社区,做到‘让数据多跑路、让群众少跑路’。”

完善社会治安综合治理体制机制,还要加快建设立体化、信息化社会治安防控体系。这是因为,居民对社区的要求,除了效率、服务,还有安全。

全国人大代表、献县淮镇中街村党支部书记哈明江代表深有感触。过去,中街村时有失窃发生,村里先是成立了巡逻队,后来由公安机关在村里的主街道安装了部分监控,村集体又出资将监控遍布村里大小街道,村里治安得到大幅改善。

“社区治安防控体系是社会公共安全体系的核心要素,是驾驭动态社会治安的主要抓手。”他建议,社区治理信息化,要向安防技防要安全,以公安机关为主导、社会力量广泛参与,通过整合社会资源,提高社区安全。

相关改革要跟上

出席全国两会的我省代表委员们认为,近几年,各级政府围绕社区减负增效做了大量工作,但社区减负工作远未到位。社区基层干部忙于应付行政事务、检查评比等,负担沉重,其根源在于很多地方的社区治理还缺乏规范化、法制化、稳定化。

“十四五”提出,推动社会治理重心向基层下移,向基层放权赋能,加强城乡社区治理和服务体系建设,减轻基层特别是村级组织负担。今年政府工作报告则明确,健全城乡社区治理和服务体系。

杨震生代表建议,要在法律层面对社区依法自治事项、依法协助政府事项、政府可购买服务事项等进行明确细致的规定。

有代表提出,社区治理的核心问题是在社区层面,处理好政府、市场、社会三者之间的关系。进一步理顺政府与社区的职能边界,通过制度化的方式确定社区事务的准入和退出,同时注重“增权”与“放权”。

全国人大代表、邢台学院教授陈凤珍以物业管理和社区治理举例说,加强社区治理体系建设,推动社会治理重心向基层下移,应理顺物业管理体制机制,把推进物业管理与社区治理融合发展,作为创新城市社区治理的切入点和着力点。

陈凤珍代表说,早在2019年我省就印发《关于理顺物业管理体制机制加强新时代城市社区治理的指导意见》,提出构建社区党组织、居委会、业委会、物业服务企业、楼门长、综合服务站等“六位一体”的统筹协调机制,推动形成基层党组织领导下的社区治理新格局,并在石家庄、唐山、邢台3市进行先行试点,开展改革探索。

“在认真总结这些试点经验的基础上,应尽快在全省建立健全社区治理体系,重点落实街道社区属地管理职能,将物业管理职能纳入社区工作职责范围,建立健全社区、业委会、物业公司三方联动协调机制,切实发挥社区‘自我管理、自我教育、自我服务’功能。”陈凤珍代表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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