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底，一套位于杭州市杭大新村23幢的老房子在网络上被司法拍卖。细心的网友发现，这竟然是一套“杭州历史建筑”住宅。

在杭大新村里，这些青砖黛瓦的小楼历经近半个多世纪。一代词宗夏承焘、国学大师姜亮夫等多位极具影响力的学术泰斗都曾居住在此，杭大新村也因此被不少文人学者视为中华文化的一块学术圣地。

如今这里草木荒芜，层层树荫难掩老旧痕迹。一场拍卖，又让不少人回忆起这个曾经群星闪耀的地方。

故园草木深

从杭州市杭大路东侧拐进西溪路，再步行约200米，左手边是一个幽静又略显破败的小区，两扇打开的铁门旁只有一个路牌：西溪路56号。这里就是杭大新村。

杭大新村占地近60亩，大约有二三十幢小楼，是20世纪50年代专为老杭大的教授们所建。附近居民如今依然会把这些小楼称为“教授楼”。

浙江大学退休教授汤洵在20世纪80年代初入住杭大新村，在这里度过了近40年时间。他说，在历史上，杭大新村所在地一直是文人墨客探幽觅胜之处。这里曾是西溪湿地的东端入口，坐船从水路进入，秋冬可赏梅花和芦花，“香雪霏霏，四面来袭人”。

“新中国成立初期，国家百废待兴、经济极其困难，选定这么一块极富历史文化积淀之地建新校舍，足见党和国家对教育事业的重视和对知识分子的关怀。”汤洵说。

杭大新村最早的一批建筑由苏联专家设计，外观是中式的青砖黛瓦，淡黄窗格又具俄式风情，楼内配厚实的红漆地板、宽阔的木制楼梯、落地双开阳台门、抽水马桶，在当年可算是十分时髦。

一楼的住户都有个小院子，大多用一人高的绿篱围起来，里面种些花草树木，还会搭着葡萄架、丝瓜棚，到了收获季节更是丰收的景象。各自的庭院打理得自成一派。

现在的杭大新村，大部分房子都处于空置状态。“人迹寥寥，野猫漫步。可谁也不会想到这是一个通往学术圣地的入口，通往一个传承中国文化的中心。”在杭大新村度过童年和青少年时代的蒋遂说。蒋遂的父亲是著名语言学家、敦煌学家、辞书学家蒋礼鸿，他们一家于1957年搬入杭大新村。

杭大新村最具代表性的建筑是首批五幢二层小楼，这五幢聚集了许多知名学者。“但也并非完全论资排辈。蒋祖怡先生当时是讲师，因为上有老母下有五位子女，也住在这里。校方还是很人性化的。”蒋遂说。

“在这个不设围墙的宿舍区里，你会很轻易地与背手踱步、两两交谈的大师们擦肩而过。”蒋遂回忆说。

大师的名单很长——一代词宗夏承焘、国学大师姜亮夫、“诗孩”孙席珍、礼学宗师沈文倬、语言学家任铭善、历史学家胡玉堂、历史地理学家陈桥驿、文艺理论家蒋祖怡、古典文学家王驾吾……

谈笑有鸿儒

“刚新搬进杭大新村时，每家院前都栽有棵双色桃树，花开粉白相间，文人入住，带来诗情画意。”历史学家胡玉堂一家在杭大新村足足住了一甲子。胡玉堂之女胡大苏回忆说，无论从哪扇敞亮窗口望出，或是从院外林荫小道望入，家家都是绽红泻绿、疏影留香，与小楼交融，一派生机盎然。

当时国际上正流行“城市花园”的建筑理念，杭大新村绿树成荫，呈现出一派恬静、素雅、唯美的园林风光，曾引得居住在内的夏承焘诗兴大发，专门作词赞美自己的住处：

八月芦花作飞雪，三春柳陌有莺啼。侬家门口是西溪。无梦攀天斟北斗，笑人结网罥西施。归途襟袖任风吹。——《浣溪沙·杭州西溪宿舍》（注：杭大新村在1982年正式定名，之前被称为道古桥宿舍、河南宿舍等）

当时，最负盛名的两位大师姜亮夫与夏承焘住在同一幢楼里。姜亮夫之女姜昆武说，她的童年时代在“动”中度过，不停地跟着爸妈搬家，很少有在一个住所住满两年。直到1954年之后，一家人在杭大新村才终于“静”了下来。

“我也在这宁静的家中渐渐长大，而父亲生活的内容，基本也就是教书、看书、写书……其实家里并不‘静’，经常宾朋满座，师友论学、学生问业。他的生活有序而丰富，但无不与书有关，无不置情于学。”

姜亮夫一家住在杭大新村4幢3号，三室一厅，朝北的一个小房间是姜亮夫的卧室兼工作室。在姜昆武的记忆中，父亲的房间实在太小了：十平方米、三书架，一床，睡觉占三分之二，书占三分之一，一桌是个“公共”场所：吃饭时将书移开，是餐桌；来客奉茶是“茶座”；写稿时一尺见方，放纸笔搁手，其他呢？饭后吃剩的菜碗、茶杯、水瓶、糖罐、饼干盒……而最多的是药瓶。

姜亮夫一生从事楚辞学、敦煌学、语言学、历史学的研究，于楚辞学与敦煌学用力尤深。他身后留下了文集皇皇二十四卷，共1250万字。其中大部分的学术著作，发表于他五六十岁以后，即来到杭州大学教书后的最后几十年。

住在杭大新村的这些先生们，生活和工作习惯上有些相似之处。比如一坐在书桌前，就废寝忘食、挑灯夜战。

20世纪70年代，姜亮夫躲进小屋，日日伏案补写散落了四分之一手稿的《楚辞通故》。书籍杂乱地堆放于书架上、床上、床下，查找起来十分吃力。由于高度近视，姜亮夫的眼镜片就像酒瓶的底一般厚，看书时脸紧贴着书页，几乎是“闻着”看的，长期伏案，背已经佝偻。凝聚了他毕生心血的《楚辞通故》完成后，被海内外专家誉为“当今研究楚辞最详尽、最有影响的巨著”。

蒋礼鸿也是如此手不释卷。“早饭后坐在书桌前开始修书，旁边就放一杯茶，午饭后休息到两点半，到晚饭，吃完继续到10点半，无论春夏秋冬，不管节假日，大年初一也是如此。早年间，连散步都不愿去，觉得浪费时间。”蒋遂说。

汤洵说，有时在小区内见到诸位先生，仅一声问候、一个招呼便匆匆别过，不是他们无情、无礼，实在是先生们已没有时间可供浪费。“许多中断了的研究需继续，许多未完成的书稿要完成，许多研究生需考虑如何精心培育。”

爱生如爱子

当年，“群星闪耀”的老杭大在全国都很有名气，流传着“北大中文系是地主，杭大中文系是富农”的说法。

汤洵1962年考入杭州大学中文系，就是奔着大师们去的。而那时候的大学生，业余生活也绝大多数和老师们相关。杭大新村流传着许多“程门立雪”“半夜传衣”的师生佳话。

“我读书时，每逢周末，或回家、或与同学结伴外出……都在杭大新村近旁，望着树木葱郁的小区，远远望见在绿荫中偶露一角的教授楼，都会被小区内浓厚的文化氛围所镇服，产生一种深深的敬意。”汤洵说。

蒋遂说，当时也有不少学生来家里找父亲。本科生相对来说，怯一点，硕士、博士，还有一些年轻老师来得多，谈的都是学业。他当时小，听不大懂，只记得父亲能解答的就解答，也有解答不了的时候，父亲就直接说，这个还不知道。等事后查阅了资料，会再告知对方。

在蒋遂看来，住在杭大新村的先生们彼此照应，不仅学术上相互切磋，情感上也很融洽。20世纪60年代，蒋礼鸿夫妇因为工作原因经常到农村，蒋遂就被托付到蒋祖怡、任铭善两位先生家中。

“我到祖怡先生家，不但吃饭，还睡在他家。”蒋遂说，由于食物不充足，蒋妈妈为保证孩子们的健康动足了脑筋，把几个孩子从黄龙洞后山打下来的毛栗果磨成粉做米糕。有趣的是蒋先生家里还挂了一幅字：“不可使士大夫一日不食此物。”他还在任铭善先生家里搭过伙，但任先生吃饭的时候不苟言笑，有时候默默地往他的碗里夹几筷子菜。

任铭善之子任平曾在夏承焘家中“搭伙”吃饭，听先生说文学、谈艺术，耳濡目染一位智慧者的风采。因为夏承焘是任铭善的老师，任平就尊称夏承焘为“太先生”。

“那些日子‘饭来张口’固然很方便很惬意，但更让我感到惬意的是与夏先生的交谈。他知道和我这样的小孩子谈学术我也不懂，但他还是把我看得比一般孩子要‘有文化’一点，这让我很高兴。”任平说。

夏承焘对学术问题的精见与宏论，大都在他与研究生交谈中流露。任平虽然在边上听，听不太懂，但有此“熏陶”也是极大的收获和幸运。“当时在他门下的研究生隔几天就会聚在夏先生家……声调最高的还是夏先生，并且无拘无束，时有爽朗的大笑，将现场的气氛搞得很融洽。”

任平读博士时，拜入姜亮夫门下。“姜先生几乎是‘寓教于乐’。”任平说，他大概每个月去姜先生家里一次。每次上课，姜先生都视为尽兴畅谈回忆过去的好机会，他会说起在清华研究院时的导师王国维、陈寅恪以及曾求教的章太炎等，从生活琐事的娓娓道来，自然点出了这些大学者的学术态度、思维方式和一代风范。“这种教导在当时是多么先进。”

稚童与先生

对于蒋遂这样在杭大新村长大的孩子而言，这里无疑是孩童的乐园。在蒋遂跟随父母刚刚搬进杭大新村的时候，杭大新村还处在建筑收尾阶段，各种建筑材料到处都是，就成了小孩子们的游乐场。

杭大新村周边有大片的竹林、树林、河流和小溪，各种各样的鸟儿在林子里筑窝，哺育幼鸟。蒋遂记得，到了夏天晚上，会有许多萤火虫在院子里飞，孩子们捉上一只放在瓶子里，父母就会趁机讲“囊萤夜读”“悬梁刺股”的故事。

“一生中，我最快乐的时光，都洒落在杭大新村。”胡大苏说，当时，一起长大的“小伢儿们”会不约而聚至林子里，在树上攀爬、过家家、聊天。夏日晚上，则卷着芦席，到大草坪乘凉、讲故事、打虎跳、翻跟斗。“我家有五兄妹，父母又好客，经常孩子们嬉戏打闹，从我家前门冲进，后门窜出……”

这些孩童们与众多学界泰斗为邻，见证了先生们在书房里治学，在客厅内论道，在自家庭院中侍弄花草。当时的孩童们只知道他们是长辈、是大学教师，并不知这些大师们有多么声名显赫，在他们稚嫩的眼中，大先生和普通人也并没有什么不同。

他们衣着简朴，经常是一身灰色或者青色的中山装。比如姜亮夫，“就是一个夏天还要戴口罩的怪老头儿”，比如不苟言笑的蒋礼鸿，调皮捣蛋的娃娃会跟在他后面学他走路。谁家的花儿长得好，孩子们会去讨要；谁家的蔬菜丰收了，邻居家的碗里也会有……

后来，岁月流逝，大师们驾鹤仙去。

到了2000年，不少居住在杭大新村的教职工陆续搬出，杭大新村便渐渐冷清下来。

2008年，杭大新村23幢、24幢被评定为杭州第四批历史建筑。在这两幢小楼一侧立起了一块石碑：杭大新村建筑群，20世纪50年代的公寓式住宅，反映近代建筑演进的历史脉络。

杭大新村作为文化地标和历史建筑，如何留存与保护，成了许多人关心的话题。

“如果能把这批房屋修葺加固，开辟成名人故居陈列馆，把先生们的生平事迹、学术成就集中存放展示，供人参观、学习，不是绝好的‘历史文化教育基地’吗？”汤洵说，这里曾经居住过各学科、各领域的著名学者、教授，尤其夏承焘、姜亮夫等先生住过的“教授楼”，虽然建造年代最早，但质量最好。至今除门窗略见破损、屋顶尚须加瓦外，其外墙屋架及内部格局均保存完好，甚至走在小区里，依然能感受到建筑的优雅。

“城市在发展、时代在进步，文化传承也在呼唤，无形的遗产失去了就不可再生啊。这也是我作为一个老教授埋在心底的乡愁和留给这个城市的最后心愿吧。”汤洵说。（记者 朱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