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冠肺炎疫情的全球大流行给中国和世界带来了巨大灾难。目前，中国已经出现了令人鼓舞的转机和希望，不但基本控制住了疫情的蔓延，并且从3月份起逐渐复工复产。但在应该采取哪些措施和办法恢复和振兴经济上出现了一些讨论。有人提出，应通过大上“新基建”来刺激和振兴经济，另外一些人则认为，通过大上“新基建”有可能重新走上2008年“4万亿”经济刺激的老路，还有人认为，在目前经济形势下，“新基建”不可能“挑大梁”，应该通过别的方式来恢复和振兴经济。

事实上，疫情过后立即通过启动重大基建项目（不管是“新基建”还是“老基建”）来恢复经济和刺激经济增长，已不是单纯的理论问题，而是必须要立即做的事情，这是其他方法无法替代的一条路径。

大规模基建是扩内需的有效办法

在经济已然受到重大冲击，且这种冲击远未结束的情况下，希冀通过一般性的复工复产、减税降费、放松流动性、扶持制造业企业和外资企业、扶持民营企业和中小微企业等政策性措施来达到恢复和振兴经济的目标是远远不够的。特别是疫情仍在全球范围内大面积疯狂蔓延和传播的情况下，恢复和振兴中国经济的根本出路就是扩大内需，也只有通过扩大内需才能为供给端的农业、工业、物流运输业和其他各种生产、生活服务行业（甚至也包括外贸企业）带来生机和活路，也才能带动国内整个经济的恢复和增长。

扩大内需主要有两个办法，一是通过鼓励刺激企业和民众加大市场消费行为来扩大国内消费需求，二是进行大规模的基础设施建设。在当前疫情防控工作依然不可放松的前提下，短期内通过扩大国内消费需求拉动经济增长受到诸多因素制约，因此当前最直接、见效最快、效果最好的办法就是启动大规模基础设施建设。

首先，进行大规模基础设施建设，所运用的资金主要是财政支出和政府举债，由此可以立即把“资金”这条经济“大血脉”运转起来。在经济出现严重危机的情况下，市场已经显得力不从心，完全依靠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来解决经济运转中的巨大资金需求，可以说希望渺茫。因此，通过政府财政支出和举债，第一时间就可以将资金立即投入到经济建设的公共领域中，无疑是在危机发生后拯救经济和振兴经济最简单、最快捷和最有效的手段。

其次，大规模基建既可以将钢铁、水泥、建材、机械设备、能源、交通运输、通讯、电子设施，也可以将“新基建”所拉动的与高科技产业相匹配的许多领域的上下游产业有效地带动起来。因此，开展大规模基础设施建设，不能只看到修路、建桥、搞工程项目，还要看到它是在带动整个产业链条的恢复和振兴，带动整个中国经济的恢复和振兴。

第三，开展大规模基建项目是在危机条件下大规模解决就业问题的最简单、最快捷和最有效的手段。在危机情况下，许多企业将面临减产、停产甚至破产的问题，同时会产生大量的失业人口。在这方面，基础设施建设将会起到不可替代的作用。因为基础设施建设是需要大量劳动力的，尤其是我们国家现在普遍进行的现代化基建项目（也包括现在提出的“新基建”项目），更是不但可以吸收大量的普通劳动力，而且也可以吸收大量中高级劳动者就业（这其中就包括我国每年新增的上千万大学毕业生）。

第四，通过大规模基建项目使得大量的劳动力实现就业了，同时大量的上下游企业也被带动起来得以恢复生产和扩大生产，社会购买力就会重新旺盛起来，社会财富就会重新聚集起来，各种生产物资市场、生活物资市场、生产性服务市场和生活性服务市场都会重新活跃起来，整个国家的内需市场就会得到活跃和扩大。而国内生产能力的恢复和扩大，内需市场的恢复和扩大，同样也为国际环境一旦好转后，出口能力的扩大和出口市场的扩大奠定了新的基础，做足了充分准备。由此，中国经济可望较快走出危机阴影，重新走上健康的可持续发展轨道。

最后，大规模基建与这次疫情防控期间的一些措施紧密相关。这次控制疫情传播的主要途径是要尽量避免人们在密集的空间聚集，因此这对许多需要大量人员在同一个密闭空间内进行生产活动的企业（特别是工业制造业企业）来说，其复工复产都会受到很大制约。而绝大多数的基础设施建设则基本上都是在空旷的自然环境中进行。因此从这一点上来看，在这次疫情后立即大规模启动基建项目，也是针对此次疫情特点——既要继续有效控制疫情不能重新暴发、又要尽快恢复和振兴经济的一条不可替代的重要举措。

从现在中国政府所采取的主要应对策略来看，显然已认识并重视了这一点。当前各地重大基建项目已纷纷开工建设。

“新基建”与“老基建”同等重要

最近“新基建”引起了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所谓“新基建”，就是与原来的公路、铁路、桥梁、建筑等“老基建”相区别的基础设施建设。一般来说指两个方面，一方面，是以科技创新、产业升级为核心领域的配套基础设施建设，如物联网数据中心、互联网数据中心、5G基站建设、云计算、大数据、特高压、人工智能等基础设施建设；另一方面，是以民生消费升级领域为主的基础设施建设，如教育、医疗、养老、社保等的基础设施建设。

从这个角度看，“新基建”毫无疑问对中国今天和未来的发展都具有重要意义。例如，就5G基站建设来说，未来7年间我国拟建设600万个5G基站，从而将大大加快我国5G的商用步伐，推动5G与互联网、物联网、人工智能的深度融合应用，推动5G在生产、消费、外贸、国防、国家安全以及医疗、教育等各个民生领域的深度融合发展。

对于以民生消费升级领域为主的基础设施建设，如医疗、教育、养老等，这实际上是我国多年来基础设施建设的一个重要“短板”。这次疫情暴发后，我国在公共卫生事业方面的基础设施——无论是医院、医疗设备、医护资源都与现有的发展水平和人民的巨大需求之间存在严重不充分的现象。这种情况也存在于民生各领域，如教育、养老、社保、基本住房以及其他基本公共服务领域等。只有大力发展这方面的基础设施建设，我国才能真正建成基本满足广大民众民生需求的“小康社会”，从而实现“中国梦”。

那些过分强调“新基建”的人们忽略了一个重要原则，那就是“老基建”与“新基建”同样重要，特别是对于疫情过后所采取的恢复和振兴经济的政策措施来说，“老基建”能发挥的作用也许更大。

我非常同意国家发展改革委原副秘书长范恒山的观点。他指出，首先，“老基建”仍然有很大潜力。就区域协调发展和提升发展水平而言，“铁公机”等“老基建”欠账依然很多。以机场为例，同发达国家相比，我国的机场数量仍然偏少，尤其是承载多种功能的通用机场短缺，补齐这块短板所形成的发展能量十分巨大，并不低于“新基建”的水平。其次，“老基建”同样需要高科技做支撑。“新基建”的特点是基础设施和高新技术的结合，而事实上“老基建”也并非停留在原有的发展水平上，那些即将开始建设的“老基建”，也都与网络化、数字化、智能化紧密结合，在某种意义上，它们是传统基础设施和现代基础设施的一种融合。而某些“新基建”就是发展中的“老基建”的一个技术支撑，脱离了“老基建”的载体，有些“新基建”很难“建功立业”。因此，新老基建的建设要并重共抓，应统筹安排，一体推进，协调发展。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原副主任刘世锦最近表示，只强调搞“新基建”并不能解决疫情后中国根本的经济发展问题。他提出两点主张，一是搞好农村安居工程，二是要搞好都市圈特别是大都市圈建设。农村安居工程和大都市圈建设都离不开“老基建”。他的主张是“新基建”与“老基建”都要并重，甚至“老基建”对于国家当前的经济振兴和发展具有更重要的意义和作用。

启动大规模基建并不意味重走刺激老路

首先应客观评价2008年的“四万亿”计划。2008年为应对全球金融危机，我国政府采取了“四万亿”大规模刺激政策，这为后续中国经济发展带来了一些负面影响。回过头来看，如果当初没有实施“四万亿”刺激和扩大内需计划，中国经济很难快速走出那次全球性金融危机。彼时中国经济外向度极高，以欧美市场为出口导向的外向型经济是当时中国经济发展的主要支柱，而且这种外向型经济还是处于全球产业链最低端的出口加工贸易产业。在当时宏观经济“三驾马车”中，“出口”和“投资”是两大支柱，“内需”在支撑中国经济发展中只占很小的份额。在这种情况下，欧美经济一夜之间迅速崩塌，欧美市场急剧萎缩，如果政府当时不采取强力性的扩大内需刺激措施，中国成千上万家以出口为导向的企业就会倒闭，整个中国的经济也会出现问题。

正是由于政府及时采取了以“四万亿”计划为代表的强力扩大内需刺激计划，不但使中国经济没有遭受此次全球性金融危机的蹂躏，反而成为当时整个世界经济中的唯一亮点，成为支撑和带动世界经济迅速恢复的主要力量。

就中国经济长期发展而言，2008年全球性经济危机恰恰成为中国经济发展的一个重大历史转折点。正是从那时起，中国经济真正从出口导向的外向型经济开始转向为以内需市场为主要支撑的健康的可持续发展的经济形态；中国的产业发展开始从原来最低端的出口加工贸易产业形态向自主型高端产业形态不断迈进。可以说，如果没有2008年那场金融危机给我国带来的巨大转型压力，就没有中国今天所取得的巨大经济成就。

此外，2008年政府第一次采取这样大规模的经济刺激“救市”计划时缺乏相关经验，以至于给日后中国经济增长造成一些问题和后果。这次中央政府在抗击疫情冲击的背景下，再次出手以大规模基建作为恢复和振兴经济的重要政策措施，我们有理由相信不会再走令人担忧的“四万亿”老路。

第一，我们已经有了惨痛教训和丰富经验。鉴于2008年“四万亿”大规模基础设施建设中出现的一些问题，在这一轮“新基建”投资中，从中央到各地政府都会尽力避免走“大水漫灌”和盲目刺激的老路，会按照高质量发展的要求，将资金投入到真正需要的项目和领域中去。

第二，本轮扩大基础项目的计划将采取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加大地方政府专项债券发行力度，优化专项债券投向，确保各个项目的资金投入。

第三，本轮扩大基础项目的计划将采取更加稳健的货币政策。对基建项目实施精准支持，增大信贷额度，增加中长期贷款，降低贷款利率，灵活适度地降低基建项目的融资成本。

第四，本轮扩大基础项目的计划将更加广泛地调动民间和社会投资的积极性，充分发挥PPP等融资模式，吸引更多社会资本参与到本轮大规模基础设施建设项目中来。

（作者系中国<深圳>综合开发研究院副理事长、马洪基金会创会理事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