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家乐“退潮” 民宿成新宠

来源:新京报 2019-07-24 17:23:25

一张床、两把椅子、一个桌子,曾经红火的农家院由于门槛低、复制性强、竞争激烈逐渐边缘化乃至冷落。尤其是年轻人的消费观念与以前截然不同,相比农家院的简单乡村体验,民宿从内部装饰、家居用品到外部环境、景观设计都有所提升,更受年轻消费者的青睐。乐不起来的“农家乐”该如何转型?针对民俗旅游的业态发展,北京市文化和旅游局回应,相关政策有望近期出台。

不知不觉间,红火了十多年的农家院正在京郊一些村庄慢慢消失,坚持经营的,也多生意惨淡。近几年,太多经营农家院的村民因为生意冷清、竞争激烈,加之自己上了岁数,关掉了“农家乐”,还有人则直接去新开的民宿打工了。

7月中旬,记者走访了北京怀柔、延庆、房山等区的12个依山傍水、环境清幽的村庄,由于消费观念和习惯的改变,传统的农家院逐渐边缘化乃至消失,短短几年即被中高端民宿所取代。可是,民宿的高门槛,把多数农家院的经营者拒之门外。在这场产业升级的追逐中,经营农家乐的农民们将何去何从值得关注。

很多处在半歇业状态

今年,56岁的杨全霞收获了一份全新的职业体验——民宿管家,“游客在网上下单后,就过来住,接待、清洁、退房等工作全是我一个人。”

杨全霞是怀柔区渤海镇苇店村土生土长的农民,她告诉记者,这两年外面来了不少投资商,在村里租赁当地村民宅院,有些就是之前的农家乐,然后改建成高端民宿,光苇店村就有6个。

苇店是京郊典型的山村,过去经济来源主要依靠四周山上的栗子树。旅游业兴起以后,由于这里是去往慕田峪长城的必经之地,距慕田峪仅有5公里,优越的地理位置吸引了来自各地的投资商,过去十几年间,他们在村里建起十几个度假村和饭店。

当地村民也纷纷在自家院子经营起农家院,招待游客。杨全霞介绍,她家在2004年开起农家院。“前几年生意非常火爆,我家10来间客房几乎都能住满,每天我还要做十来桌饭。”

“差不多2011、2012年以后,来农家院的客人就慢慢少了,今年我干脆就不做了。”杨全霞介绍,不止她家,村里之前的几十家农家院,现在都处在半歇业状态,“零零散散地来那么几个人,还不够折腾的。”

“这几年客人确实呈下降趋势。”怀柔区六渡河村农家院店主樊丽萍说,六渡河依山傍水,是附近较早接待游客的村子。由于靠近主路,穿村而过的怀沙河又经过樊丽萍家的门前,她告诉记者,在村里她家的生意“还算可以”。

“如今好多农家院因为生意不好都关了,有人把院子租出去,然后出去打工。”樊丽萍介绍,“我们也主要靠周末这两天,平时人也不多,而且只在旺季做半年。”

年轻人更多选择民宿

面对记者“游客都去哪儿住了”的疑问,杨全霞和樊丽萍均表示,住农家院的客人还有,但主力的年轻消费者都去了更为高端的民宿。

自家农家院停止营业后,杨全霞就到隔壁的民宿当起了“民宿管家”。在她的带领下,记者参观了这家简约时尚的民宿。

“这种高档民宿都是请设计师重新设计改造的,比起我们原来农家乐高档了很多。通过全新的设计,住客不仅住得更舒适了,还能欣赏到周边的山景。”杨全霞说。

服务水平提升了,价格自然也就高了。“之前农家院一间客房每天100块钱,这家民宿一间客房每天798元。这个小院有8间客房,包下这个小院一晚,需要4300元。”

“北京现在的年轻人收入高,消费观念也不一样了,这样的民宿住得舒适,哪怕贵一点,他们也不再选择便宜的农家院了。”杨全霞深有体会地说。

“以前我们自己住哪儿都行,但现在带着孩子出来玩,就想住得舒服一点。”“80后”游客王国兴介绍,这次他和朋友两家人租下了一处有3间客房的小院。“我们两家各自带着两个孩子,租下这处小院,不仅环境好,最重要的是孩子能玩得开。”

游客黄燕、刘炼和王肃是金融公司的同事,他们这次住的小院有3间客房、价格3980元/晚。“周末三家人约好一起来郊区旅游,郊区的环境非常好,能让人放松。”王肃说道。

性格开朗的黄燕告诉记者,“没想到厨房这么大,老板连调料都准备好了,本来没打算做饭的我们也做起了饭。”

“孩子们来了也很开心,这里不光有玩具,院子里还有个游泳池。”一旁正在收拾玩具的刘炼说,“人均600块钱,性价比很高。”

十年前,很多北京人周末出游,看的是景,住宿讲究的是干净实惠,质朴的“农家乐”足以满足这个要求。而当“80后”普遍为人父母后,这一代人的“亲子游”观念似乎截然不同了。

低门槛引发激烈竞争

“一张床、两把椅子、一个桌子,做顿饭。”在民宿老板徐兴建看来,农家院的进入门槛太低。而这种低门槛,固然为产业的“复制粘贴”提供了便利,衰落在所难免。

在以豆腐宴、火盆锅闻名的延庆区柳沟村,进了村便能看到十多个矗立在路旁的指示牌,上面写着农家院编号、字号及电话等信息,最大编号已排到168号院。

在柳沟,闫和花的名字可谓家喻户晓,中央电视台、北京电视台等媒体都曾报道过她以农家院带领群众致富的故事。58岁的闫和花告诉记者,2003年政府扶持柳沟搞农家院,当时领到营业执照的有13家,但实际营业的只有她家和另外一家。

“后来几年,村里陆续都开起来了,不光我们村,其他地方都开起来了。农家院多了,竞争就大了,有些农家院为了节约成本,降低了服务质量。”据闫和花介绍,目前柳沟的农家院数量大概在100家出头,与鼎盛期相比,已减少了“差不多三分之一”。

农家院的竞争激烈到了什么程度?“现在家家都去公车站、停车场等人多的地儿拉客人,拉得慢了,事先预订的客人都能被别家带跑了。” 闫和花说,“本来村里集中开是有一定集聚品牌的效应,有个四五十家就可以了,但现在也太多了。”

柳沟67岁的张春荣就因为竞争太大,又年纪大了,在2015年关闭了自家的农家院。“我从2006年开始开,干了近10年,好的时候,一年能赚个五六万。后来农家院开得太多了,竞争压力太大,赚不了多少钱,我们年纪也大了,就关了。”

■ 分析

农家院升级有哪些门槛

如果说门槛太低、复制性太强成为农家院发展的桎梏,高端民宿越来越受年轻消费者青睐,那村民能否通过升级改造,实现突围?

选址

相对封闭优美的村子

作为投资商,徐兴建表示,民宿算中高端消费,进入的门槛相对较高。“也有一些农家院升级为民宿,但相对有限,一般村民想要进入存在一定难度。”

“并不是所有农村都具备发展民宿的条件,选址大有讲究。”徐兴建说,“我们2016年开业,之前考察了延庆几十个村子,最后只选择了3个村。”

“要能够形成聚落,在相对封闭的山脚下或山中景色优美、安静不喧闹的村子,最好能保留村子的‘原汁原味’”,徐兴建介绍,交通四通八达的村子,不能形成聚落,也不够安静,“一般饭店会喜欢这样的村子。”另外,如果村子太具有现代气息,遍布贴着瓷砖的新房,对游客也没吸引力。

在记者走访的北京怀柔、延庆、房山等区的12个村子中,依山傍水、环境清幽的村庄,传统农家院的经营逐渐在边缘化乃至消失,民宿当道,以怀柔渤海镇的几个村子为代表。而在游人如织的延庆柳沟,高端民宿仅有当地村民开设的一家。徐兴建告诉记者,“像柳沟这样的村子,虽三面环山,但交通较发达,又地处旅游景区,属于典型的‘过路村’,适宜开展餐饮。”

设计

结合当地风土民情

民宿最大的特点就是有内涵和个性化,一般需要建筑、室内硬装、室内软装和庭院设计等4个设计师。“建筑设计和庭院设计大家比较熟悉,室内装修分为硬装和软装两种,硬装就是指吊顶、墙壁、地板等;软装就是指家具、床品、饰品等。”徐兴建表示。

“比如选择软装物件时,要结合当地风土、民情,尽量使用带有当地特色的物品,融情于一砖一瓦。”徐兴建说,民宿的改建或翻新,一定要与当地环境相结合,符合当地的人文特色,因此要保护好当地的生态,包括环境生态和人文生态,一个“失了根”的民宿,最终就沦为了一家普通旅店了。“民宿主的审美决定了民宿的成败。”

客源

民宿主要有人脉资源

“民宿面向的消费人群属于中高收入家庭,本身是一个小圈子,民宿主需要有一定的人脉资源。”曾经作为房地产公司管理层的徐兴建介绍,目前他在延庆3个村子经营着10家民宿,大多不接散客,以包院的形式为主,主要消费群体有三类。“一类是带孩子来游玩的年轻父母,一类是年轻人的朋友聚会,还有就是公司内部会议。”

资金

院子装修至少80万元

在投入资金方面,多数村民也会捉襟见肘。“以京郊为例,宅院大多在二三百平方米,每个院子光装修至少需要80万元到90万元,这还不算运营和营销成本以及员工工资。”徐兴建说,“外来投资商还需要租宅院,每年3万-5万租金不等。”

徐兴建的团队已经签约了20处宅院,除开业的这10家,其他院子尚未装修。“这样的好处是可以形成联动,如果接到大团,可以分散住,也可以降低运营成本。”徐兴建说。

记者与徐兴建算起账,仅租下这20个院子,提前缴纳的租金就要300万。

“改造民宿得花上百万,我们哪有这么多资金,再说就算借钱改造完之后,现有的客人留不住,新客源从哪里来,怎么赚钱?”樊丽萍无奈表示,“现在还能挣点钱,凑合着过吧。”

■ 举措

政策资金支持民宿升级

高昂的升级代价,农户单打独斗很难完成转型,而这场升级运动,也是需要相关政策推动的。

在怀柔中榆树店村,大批民俗户5月份停业改造,8月份将以新面孔恢复营业。这个深山村的改造动力,源于去年的一份文件——《怀柔区促进乡村旅游提质升级奖励办法(试行)》。根据要求,建成的民宿验收达标后,金宿级民宿将一次性获得奖励12万元,银宿级的奖金是10万元。五星级民俗村最高可一次性获得奖励500万元。

奖励办法立竿见影,中榆树店村随之迎来自2011年全村产业转型为民俗接待以来的首次升级改造。此次升级改造,大部分民俗户都将从四星升级为五星,其中有十余户将改造成高端民宿。除了政策资金支持,村里有专门的合作社进行组织,还有专业民宿管理公司介入。

行业部门进行有效监管

实际上,面对数量不断攀升的民宿,当市场开始成形后,自发的约束与基层的监管已经开始筹划与推出。

新京报记者采访了延庆区文化和旅游局副局长郑爱娟,她表示,“延庆的民宿发展史其实只有三年,但这三年发展很快。2017年底区内民宿11家50处宅院,2018年底为27家130处宅院,现在已有55家230处宅院,而且这个数字还在上涨。”

郑爱娟介绍,2018年由延庆区文化和旅游局主导,区内民宿主组成了“延庆区民宿联盟”,并共同签署《文明经营公约》,防止出现恶性竞争。延庆区文化和旅游局等部门联合民宿联盟,制定了《延庆区乡村民宿管理办法》,进一步规范民宿产业发展,对民宿经营进行行业监管。

■ 回应

新京报记者走访了北京怀柔、延庆、房山等区的12个村庄,对农家院的逐渐边缘化、新民宿的迅速发展进行了调查分析。昨天,北京市相关部门接受了记者的采访并做出回应。

农家院没落是经济规律

现在京郊民宿进入到爆发期,已经从小众市场进入大众市场阶段。业内人士普遍认为,需要更专业系统化的培训、管理、运营、市场服务,否则未来两年内市场会自然淘汰合并一批靠设计和硬件上位,但运营状态却跟不上的民宿。还有一批资本地产商,变为“文旅集团”下乡圈地,炒作农村房地产,最后侵害农村农民利益,这个值得警惕。政府不能当资本的利益代表。民宿的发展应该亲生态、亲农村,而不应该亲资本。因此,现在民宿行业缺的不是资本,缺的是运营力。

总体来说,民宿的发展和农家院的“没落”,体现了产品的生命周期与经济规律。农家院虽然说逐渐被市场所淘汰,但是它在历史进程当中发挥的作用是不容否定和抹杀的。20多年来,农民通过农家院的经营,初步接受了市场的洗礼,锻炼了应对市场的能力,认识了城市人的需求,也改善了自己的生活。相信在不远的未来,农民一定会重新成长为新一代乡村旅游经营者。 ——北京市农村经济研究中心资源区划处处长陈奕捷

民俗旅游减量增效

由于高端民宿属近几年新兴产业,在有关部门过去的统计中,一直将农家院与民宿统一叫做“民俗旅游接待户”, 2016年底北京市有9026户接待户,2017年底为8363户,而2018年底这一数字则变成了7783户。

目前,北京市乡村旅游经营进一步规范。2019年上半年接待831.4万人次,同比下降3.2%;实现收入5.9亿元,同比下降1.8%;实现人均消费70.5元,同比增长1.5%。——北京市统计局

政策引导民宿规范发展

1992年怀柔区第一家农家乐诞生,并迅速在京郊大地发展起来。2009年当时的北京市旅游局,为规范促进乡村民俗旅游的发展,在全国率先制定了《北京乡村旅游特色业态服务与规范》地方标准,创造了乡村旅游的“北京模式”。

以2011年《关于加快推进京郊旅游发展的指导意见》(京旅发【2011】93号)发布为标志,北京乡村民俗旅游向种类更为丰富的京郊旅游转型。

京郊旅游是指在北京郊区开展的旅游休闲活动,主要包括三种形态,即大型旅游综合体、乡村旅游新业态和乡村民俗游(包括民俗村、民俗户)。近年来兴起的乡村民宿,将是第四种形态,并将与其他三种形态共同发展,以满足高中低档的不同消费需求。

目前,北京市关于促进乡村民宿发展的相关政策正在研究制定中,有望近期出台。 ——北京市文化和旅游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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