完善地方政府基础设施建设投融资体制，把地方政府的基建融资从银行信贷体系中“剥离”、进行统一协调和管理，可以对地方政府的基建行为产生制约，同时显着缓解企业尤其是中小企业的融资压力，有助于维持投资的长期、稳定、高效增长。“唯有如此，才能从根本上打造现代化的基础设施投融资模式，保证基建投资可持续发展，为经济发展营造公平、健康的金融环境。”

第二，对杠杆率要有理性、科学的认识，不能简单地把化解与防范重大金融风险等价于去杠杆，应该更加关注不良资产的重组，更加关注新增贷款和信托的质量。

近年来对中国宏观杠杆率过高的担忧不绝于耳，李稻葵认为，现有的分析忽略了各国所处的发展阶段、国民储蓄率水平等方面的差异，综合考虑各种因素影响，中国的宏观杠杆率水平目前仍处于正常区间。

杠杆总量的问题固然值得关注，但更本质和关键的问题是杠杆的结构问题。目前我国杠杆的结构性问题主要有两条。一是企业分化明显，企业间资金分配效率低、市场出清慢；二是债务融资工具结构不合理，过分依赖银行信贷，债券市场发展不充分。

在结构的调整方面，可以从两个维度着力：首先，在企业层面，要进一步引导信贷资源从坏企业转移到好企业。要进一步打破“刚性兑付”，加快不良资产的核销和处置，加速僵尸企业的退出，这有助于更多信贷资源流向更有效率、更具潜力的企业。其次，在债务工具方面，大力完善债券融资体系，与银行信贷体系形成有效互补。

“‘去杠杆’的核心不是总量控制，而应精准施策，”李稻葵指出，一方面加快剥离金融体系中存量呆坏账，通过“切除肿瘤”而非“节食”的办法推动结构性去杠杆，引导资金从“坏企业”释放，转而支持“好企业”；另一方面要推动债务融资工具的结构性调整，大力发展债券市场，与银行信贷形成有效互补。杠杆的结构性调整是促进金融调整与实体经济转型升级联动的关键。

第三，保持金融市场流动性的总体充裕。

面对经济下行压力较大，货币当局应谨慎施策，关注投资者预期与情绪，保证流动性的总体充裕。在2018年，央行通过定向降准、逆回购、MLF等各种政策工具维持了短期货币资金市场价格的基本稳定。在2019年中，应在此基础上更加注重长期资金市场价格的变化，打通短期与长期、无风险与有风险资金市场价格的传导机制。

第四，推动资本市场改革，进一步改善结构、提高质量。

首先，大力完善债券融资体系。债券市场可以成为中国金融体系深化改革的抓手和突破口。当前我国市场化和法制化水平尚待提升，股市改革是一场“持久战”，但债市改革可以顺势而为、短期见功。其关键是地方政府债券融资体系的改革——“开前门、堵后门”，拓宽地方政府债券融资渠道，把地方政府的基建融资从银行体系中“剥离”出去。另外，还应着力打通银行间市场和交易所市场，建设全国统一的债券市场。

其次，大力建设和完善资本市场发展所需要的制度基础。“硬骨头”必须要啃，立法固不可少，强化司法和执法体系更为关键。我们曾在之前多次呼吁建设全国性的证券法院和证券检察院。2018年8月，上海金融法院正式揭牌成立，可谓迈出了重要一步。但证券检察院依然缺位。同时，与银保监会相比，证监系统监管力量相对薄弱。另外，我们也需要加强公安系统证券侦查的力度和专业程度。总之，只有加大资本市场违法违规行为的监管和处罚力度，才能有效遏制资本市场的违规、违法操作，保护投资者的正当权利不受侵害。